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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製造恐嚇和假對立 -談反對外傭納入最低工資的輿論

日前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建議將留宿家庭傭工剔除於條例保障範圍。究竟外傭是否應該納入最低工資保障範圍?除了少數報導有引述外傭團體的訴求,媒體上的輿論幾乎是一面倒地反對。確實,將外傭納入最低工資需要考慮很多技術問題,而且要切實改善外傭處境,也必須全面檢討整套外傭政策。可惜在這場大辯論中,討論的焦點卻往往只集中於外傭與中產家庭(以至本地社會)的利益爭奪。

 

超長工時勞工受害

在諸種反對聲音中,田北辰的說法可說甚具代表性,明報署名李先知的專欄更兩次引述其話,以說明最低工資包括外傭的不可行:「假如最低工資以每小時24元計算 (這已遠低於工會現時叫價的33元水平),若屆時外傭工時與今天相若 (每天工作16小時,每月工作26天),月薪將達1萬元,試問現時那22萬中產僱主又承受得起嗎?〔……〕如果中產僱主因負擔不起外傭的工資,又會否出現大規模的解僱潮呢?又如果大量的中產在職婦女因而要放棄工作,回去照顧家庭,這個社會成本我們又負擔得起嗎?[i]

在貧富懸殊極為嚴重的香港社會,我們不必懷疑有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的確需要「每天工作16小時,每月工作26天」,才能養家糊口。惡劣的勞工待遇是現實,但絕不代表我們應該接受這些不人道的對待。我們不能忘記,在工作以外外傭還是一個「人」,除了需要休息以恢復勞動力,她們還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可惜,這種視勞工為機器的工作想像卻是如此普遍。香港的超高平均工時已是聞名國際,如果我們不打破這種工作想像,繼續受害的不單是外傭,還包括廣大的勞工階層--當然,少數人如田北辰先生自然不在此列。

 

認清問題不要假對立

中產婦女因為照顧家庭而放棄工作,的確是龐大的社會成本。其實女性因傳統性別分工被排擠出勞動市場,這個問題從未解決。女性主義向來批評,將家務勞動歸入純粹私人範疇的主流觀念,乃是導致家務勞動長期受到賤視而且由女性負擔的主要原因。家務勞動作為一種再生產勞動,一直對整體社會經濟有重大貢獻。因此,無論從社會公義抑或經濟效益角度,政府都必須承擔社會責任解決問題,例如提供足夠的社區託兒服務、促進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實行全民退休保障等等,而非推卸給個別家庭解決。

外傭制度的出現,不錯釋放了部份本地中產婦女的勞動力,可是這只是將問題轉嫁至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女性,未有從根源上解決問題。何況大量基層家庭的雙職女性一直處於這種困境?由此可見,上述說法不過是模糊了問題源頭,試圖分化外傭和本地婦女。這個情況猶如政府當年以再培訓為名徵收外傭稅,製造外傭與本地勞工的假對立,但兩者的關係其實是

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本地勞工團體如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始終與外傭團體同一陣線,要求尊重家務勞動,反對減薪剝削,便是最好的說明。

 

停止製造恐慌

田北辰認為最低工資包括外傭,外傭工資將會上升至1萬,而且「有人提出若每日工時超出10 小時,超時工作更要以1.5 倍支薪,屆時外傭的月薪更會達到15,000 」。本文無法深入討論外傭工資的計算方法,不過至少我們應該先看看外傭團體的推算工資。從不多的媒體報導所見,Federation of Asian Domestic Workers’ Unions in Hong Kong 建議的推算工資,以每天八小時計算,扣除食宿開支後約為4000 元,超時則以時薪19.23 元補償[ii];Asia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建議的推算工資,以每天十小時計算,扣除食宿開支後為4849元,超時工作不設補薪[iii]

無論何者,皆與田北辰推算的工資相差一大截。如何計算外傭的工作時間和食宿開支,必須從長計議。但是,田北辰誇張失實的言論,恐怕無助於我們深入討論,只能製造恐慌,令社會大眾看不見外傭的訴求及其合理性。

 

我們相信,所有勞工都應該得到合理的休息時間;政府必須為照顧工作承擔社會責任,而非將問題推卸給女性。在此問題上,外傭和本地女性站在同一戰線,沒有利益衝突;希望各方論者不要再製造恐慌,以一視同仁的態度,正視外傭的處境和訴求。只有這樣,香港才能不愧為多元共融的國際城市。

 

杜振豪

新婦女協進會幹事

[i]    見明報李先知專欄 2009-04-28的〈最低工資有計時炸彈 自由黨指彈不拆難支持〉及 2009-07-06的〈外傭勢挑戰最低工資政府謀定應變策略〉。

[ii]   〈外傭爭納最低工資 扣食宿費〉,明報,2009-06-27。

[iii]   〈最低工資 外傭開價4849元 數千人勞動節遊行〉,明報,20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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