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婦女協進會對《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排除「留宿家庭傭工」的意見
新婦女協進會一向致力推動性別平等，對有關保障市民得到合理生計，從而達至兩性經濟平等的法例及政策之設立、施行、修訂尤其關注。本會認為最低工資立法可以讓普遍由女性所從事的照顧及家務工作，得到合理的金錢回報，故本會對草案有以下意見︰
有關外藉家庭傭工被剔除於保障範圍外
本會反對草案建議排除「留宿家庭傭工」於條例保障範圍外。由於「留宿家庭傭工」大部份為外藉家庭傭工，本會認為草案對外傭構成種族及性別雙重歧視。
本會認為，雖然將外傭納入最低工資需要考慮很多技術問題，但技術問題不能蓋過原則問題。「最低工資」的理念是為全港勞工設下最低限度的報酬水平，因此保障範圍必須包括所有勞工，不能以技術問題為藉口剔除外藉家庭傭工。除此之外，本會認為政府必須全面檢討整套外傭政策，包括廢除兩星期逗留規則，及加強監察中介公司以防止剝削，以切實改善外傭處境。
本會留意到社會個別人士以傭主無法負擔為由，反對將外傭納入保障範圍。這種反對聲音的假設是外藉家庭傭工「每天工作16小時、每月工作26天」，因而如納入最低工資保障，勢將令外傭工資高逾萬元，令傭主無法負擔，造成大規模的解僱潮，以及迫使大批在職婦女放棄工作以照顧家庭。本會認為這種計算方法純屬誤導，而且包含不合公義的假設，合理化了條例中的性別與種族歧視。
超長工時並不合理
「每天工作16小時，每月工作26天」是工時過長，屬惡劣的勞工待遇。雖然這種勞工待遇在香港並不罕見，但絕不代表這是合理的勞工待遇。我們不能忘記，在工作以外，外傭還是一個「人」，除了需要休息以恢復勞動力，她們還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和工餘時間。香港的超高平均工時已是聞名國際，如果我們不打破這種工作文化，繼續受害的不單是外傭，還包括廣大的勞工階層。
有關外傭工資的計算方法，我們應該先看看外傭團體的建議︰
- Federation of Asian Domestic Workers’ Unions in Hong Kong 建議的推算工資，以每天八小時計算，扣除食宿開支後約為4000 元，超時則以時薪23 元補償[i]；
- Asia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 建議的推算工資，以每天十小時計算，扣除食宿開支後為4849元，超時工作不設補薪[ii]。
上述兩個計算方法，分別以8小時及10小時為計算基礎，均與其他社會人士所估計的相距甚遠。此外，我們亦需要小心計算外傭的工作時間和食宿開支。只是，單憑現時資料，推算外傭工資為過高，而把以外藉女性為主的留宿家庭傭工剔除於條例保障範圍外，只會令社會大眾看不見外傭的訴求及其合理性。
外傭工時及家務工作的偏見
外傭每天的工作量，不同家庭有不同的情況，視乎有沒有長者、兒童、寵物需要照料，更視乎家庭成員的作息時間及僱主的要求。對於有人認為外籍家庭傭工每天16小時的工作，「中間都有不少休息時間」，正正反映了過往一直由女性從事的家庭工作的偏見。
過去我們總是以為，家庭主婦每天在家都很空閒，不及男性出外工作辛苦。在這種傳統觀念中，家務勞動都是輕省的、非技術性的、不費時的。但事實上，家務不但講求體力和技巧，而且可以非常繁複，十分花時間。再者，即使外傭認為已經做好了家務，也不等於可以真正休息。外傭往往被期望遵循僱主訂下的時間表工作，這種方式令僱主能控制外傭的時間運用，防止有自由時間的出現。社會人類學家Nicole Constable，這樣轉述某位在港外傭的說話：「她的僱主同意她的工作做得很好，但要求當她做好工作後，應該找更多工作或重覆已做的工作。她的僱主向她說：『我不是請你來坐下甚麼也不做的！』」[1]當然，不是所有僱主都如此苛刻，但這種給予僱主如此大自由度去決定實際工作量的制度，正正是工人被勞役和壓榨之源，必須想方設法取締。
再退一步說，即使在所謂的候命時間裡，外傭其實也未必會允許離開住所自由活動。如果允許，這些時間自然可以不計工時；如果不能，則這根本不能算是真正的休息，因為在這種「休息」的安排下，外傭根本沒有私人生活可言。其實不少職業都需要長時間候命，若以消防員為例子，恐怕我們也不會認為消防員的候命時間其實是休息，所以可以接受「每天工作16小時，每月工作26天」的對待。
香港家庭支援服務的不足
對於有市民擔心外傭薪金上升，致使婦女因為要照顧家庭而放棄工作，這的確是亟待正視的社會需要。但是女性因傳統性別分工被排擠出勞動市場，這個問題並不會因為引入廉價外勞而得到解決。女性主義向來批評，將家務勞動歸入純粹私人範疇，政府不提供任何協助或服務，乃是導致家務勞動長期受到賤視，而且由女性負擔的主要原因。
家務勞動使社會得以培養下一代、亦使老弱傷殘得到照料，一直對整體社會有重大貢獻。因此，無論從社會公義抑或經濟效益角度，政府都有義務承擔家務勞動這個社會責任，例如提供足夠的社區託兒服務、促進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實行全民退休保障等等，而非推卸給個別家庭解決。
外傭制度的出現，不錯釋放了部份本地中產婦女的勞動力，可是這只是將問題轉嫁至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女性，未有從根源上解決問題。而且也無助於大量基層家庭的雙職女性脫離困境。提出外傭受最低工資保障將迫使本地婦女退出勞動市場，這個說法不過是模糊了問題源頭，試圖分化外傭和本地婦女，製造外傭與本地勞工的假對立。但兩者關係其實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本地勞工團體如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始終與外傭團體同一陣線，要求尊重家務勞動，反對減薪剝削，便是最好的說明。
我們相信，所有勞工都應該得到合理的休息時間；政府必須為照顧工作承擔社會責任，而非將問題推卸給女性。在此問題上，外傭和本地女性站在同一戰線，沒有利益衝突；希望各方論者不要再製造恐慌，以一視同仁的態度，正視外傭的處境和訴求。只有這樣，香港才能真正地成為多元共融的國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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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icole Constable（2002）, “Filipina Workers in Hong Kong Homes: Household Rules and Relations”, Global Woman –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s Economy（New York : Henry Holt, 2004）, p.122.
[i] 〈外傭爭納最低工資 扣食宿費〉，明報，2009-06-27。
[ii] 〈最低工資 外傭開價4849元 數千人勞動節遊行〉，明報，2009-5-2。
新婦女協進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