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婦女協進會對長遠社會福利規劃立場書

新婦女協進會成立於1984年，致力爭取性別平等及婦女權益，並一直監察政府推行性別觀點主流化的工作，以下是本會對長遠社會福利規劃諮詢的批評及向政府提出的訴求。

 

政府卸責，諮詢委員會缺乏認授性及性別敏感

在長遠社會福利規劃諮詢文件中提到，社會福利應以人為本，社會福利規劃關係到香港每一位市民的權利及福祉，所以整個規劃應由政府政策局層次執行，按現時政策的得失為規劃諮詢的藍本，再向各持份者，特別是服務使用者進行諮詢，並安排持份者之間進行論壇式的諮詢，才可以有效地收集意見作為長遠規劃用途。

 

可是是次諮詢顯示政府毫無誠意，存心把一項影響每一個市民的規劃諮詢推卸掉，「求其」成立了一個所謂諮詢委員會執行其事。先勿論諮詢委員會是次的諮詢執行情況，社會上已很多人垢病委員會的認授性非常低，因為委員會成員當中對社會福利工作有深入認識及有承擔的人不多，政府亦沒有解釋委任標準及委任其人的原因。本會亦曾強烈批評諮詢委員會沒有附合性別觀點主流化的要求，因為社會福利既為改善性別平等的重要政策，但委員會的女性成員只有百份之22.7，不但低於聯合國所定在2000年須達百份之50的標準，就連政府自己在2010年定的百份之30也相差很遠。再者我們亦未能發現有那些委員對性別﹑種族﹑殘障平權等事務上富理念基礎及專事工作經驗。

 

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應負起責任，重新作出認真的社會福利規劃。

 

規劃諮詢欠透明，缺乏參與性

如前述，社會福利規劃對每一位市民都很重要，特別是服務使用者。可是是次諮詢並沒有就服務使用者的特別處境而作出設計。立法會社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也是巧合間得知委員會正進行諮詢，臨時邀請團體到立法會參加公聽會，才有機會聽取市民意見。委員會在五月份安排的四次公眾諮詢，無論從時間﹑場地以致設施上都沒有考慮服務使用者的參與。例如，公眾諮詢的時間每每安排在下午，正在上班的市民當然不能參加，而且又沒有託兒服務，婦女參與實在有困難，加上場地方面亦不一定有充足的設備給予殘障人士及長者，更加完全沒有翻譯服務給手語使用者﹑南亞小數族裔人士及新來港移民。以上提及的社群正正是倚靠社會福利支援其生活或需要社會福利協助其發展充權的邊緣社群，因為缺乏他們的參與，是次長遠社會福利規劃便更顯其敷衍了事的態度。

 

另外，委員會印制的中英並本諮詢文件根本沒有廣發給市民大眾，通常此類諮詢文件除了由網上下載，還可到各區民政處索取，但我們不了解因何原故，即使在諮詢會現場委員會也不願意派發文件。我們質疑這種態度完全不合乎文件中強調社會福利規劃要多方參與，所以對於委員會聽取民意的誠意實在大打折扣。

 

諮詢文件缺乏性別觀點

篇首已提及委員會沒有附合性別觀點主流化的要求，而根據文件的內容亦很明顯地看到諮詢文件是屬於「性別盲」的。首先，文件內容沒有批判分析現時香港社會狀況，對於很多社會問題只是拋出一些數字輕輕帶過，沒有觸及核心問題，例如眾所周知大部份家庭運作也是由婦女維持，無論是主婦或雙職婦女仍然是主要照顧家庭中兒童﹑長者及殘疾人士的照顧者。文件提及婚姻制度解體及家庭結構面臨轉變，但卻沒有連繫當中對兩性不同的影響，而且其中亦沒有帶出多元性別發展下新的家庭形式所需要的社會福利要求。

 

在沒有性別觀點的分析之下，文件點題的一些重點不但沒能支援這些照顧者—女性的處境，更會加劇她們面對的困難。例如家庭暴力，文件的意思彷彿透過宣傳家庭和諧，「大家一人少句」家庭暴力便得以解決，這種將問題約化的觀點無視家庭暴力中受害者佔八成是女性配偶的事實，若面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為社會認為家庭和諧價值高於個人生命安全而未能向外求助，「家庭和諧」的壓力將會做成更嚴重的後果。

 

另外文件提及社會福利以家庭為本，所以將婦女﹑青年及長者幾個範疇的議題都歸結至以家庭議會為領航，重點研究出解決問題方案。對於這個分析觀點本會已於2007年提出強烈批評，當時民政事務局局長提出成立家庭議會，並將青年﹑安老及婦女事務委員會收納於家庭議會之下。本會認為婦女﹑青年及長者各社群都正面對他獨特處境，家庭可以是其中一個協助抒緩問題的機制，但不可能以此機制概括個別群體的獨特性。例如現在婦女狀況的改善政策有性別觀點主流化，家庭議會並不擅長這方面的工作，還有婦女面對勞動市場的歧視及職場的敵意環境等問題，不能單單以家庭的觀點來分析，而且單身人士的社會福利需要亦會因為只以家庭為本而隱沒掉。還有一些發展性的議題，如政治參與及社會參與，家庭議會對婦女在這上方面面對甚麼障礙也並不掌握，所以發展出來的政策亦自然不能配合需要。

 

又或者文件提及家庭面臨變化，在職家長—即雙職婦女增加，然後接續即指出獨留兒童在家的問題日益嚴重，那麼解決問題的指向便彷彿是加重被控《獨留兒童在家》的刑罰，以警效儆。作為婦女團體，本會不厭其煩地抗議《獨留兒童在家》的條例對廣大婦女來說都是一項極不公平的惡法。在此問題上以性別觀點來說，應把勞動市場對女性作為家庭照顧者的敵視，政府推動家庭友善政策不力等現象結合分析，然後才可歸結社會福利政策的指向。

 

通篇文件偷換概念，混淆視聽

文件中提出不少乍聽似非常理想，但似是而非的概念，主要目的是混淆視聽。例如文件提出規劃要富「彈性」，如果批評一個政府的運作官僚彊化，政策「彈性」似乎是一個正確訴求，公眾亦希望對於某一些時艱或一些有需要的人士，社會福利可在適時「破格」幫忙一把，可是文件富「彈性」的指向竟然是在社福政策不作定期規劃上，卻並非放在市民的需要上。這也顯露委員會此舉是為政府卸責護航，千禧年之前的政府仍然每隔五年或十年作一次社會福利規劃諮詢，但現在政府卻提出不用作定期諮詢，那麼服務使用者﹑公共機構及一般市民如何可以在社會福利上作出監察？而且社會福利其實對社會發展有一定功能，例如本會專事究研究性別觀點主流化當中，性別影響評估(Gender Impact Assessment)及性別預算(Gender Budget)均是一些定期進行的有效工具，所以本會對文件提倡的「彈性」抱有非常保留的態度。

 

在文件中，好像「彈性」這種具人文精神的用辭比比皆是，可是每一個用辭後都引出一個有異於用辭精神的原則，例如「擺脫弱勢的枷鎖」是為了「自力更生」，其實弱勢社群很多也希望可以靠自己，但環境不許可而已。例如單親媽媽，照顧小孩基本上是一項甚有社會價值的無酬勞動，但她們肩負了這項艱巨工作，政府還要求她們把12歲以上的小孩丟在家出外做工作，根本就是對婦女進行剝削。又或提倡共同承擔，但主要題旨卻是用者自付或能者自付，原本社會福利的以人為本的兵價值便盪然無存了。

 

政府卸責，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合流

整個文件充斥著鼓勵非政府組織與企業的協作﹑社會投資及共同承擔等理念，但背後是一整套為「大市場﹑小政府」的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護航。最終目標是把社會福利跟公營陪門脫鈎，滅視社會福利兼負財富再分配的功能，將政府的責任推得乾乾淨淨。例如文件強調需要不同持份者的參與，包括商界，可是政府卻甚少提及政府的責任。又例如鼓勵非政府組織向企業及基金申請資源來解決資源缺乏的問題，都是企圖淡化政府的角色。

 

總結

總括而言，本會認為是次由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進行的諮詢，從委員會的規格層次﹑諮詢的安排﹑諮詢文件的內容均是不可接受。本會強烈要求政府重新諮詢，並將諮詢架構及諮詢文件以性別清單審視，對各項社會福利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及性別預算，設計可以讓市民，特別是服務使用者可以充分參與諮詢甚至實質規劃的諮詢方法。

 

2010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