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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樺依︰男女不分 何必諮詢婦女團體?

 

 

 

(原文刊於香港01,已得作者同意擺放於婦進網頁。碧樺依為2016-18年度婦進外務副主席。)

不能不論貧富? 更不能不問男女!

退休保障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福利議題,釐訂退休保障制度的討論往往牽涉社會經濟環境、勞動力的狀況和人口結構。這些範圍建基於不同性別於社會上的角色,以及反過來社會對性別建構出的期望。

國際社會一直關注退休保障對性別平等所帶來的影響。2012 年,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就多國的退休保障對性別平等的影響,進行了一項研究,發現兩性的社會權利、資源和風險的分布對兩性的退休保障有着很大影響。而一個退休保障制度的釐訂,更能影響兩性於參與勞動市場的可能性和家庭崗位的安排,深化衍生出來的性別角色。很多國家的退休保障制度乃基於工作時所作出的供款,如兩性權利不平等,工作機會和收入上的分別便會對兩性退休後的生活構成很大差別。

香港老人貧窮問題嚴重,2014 年長者貧窮率高達 30%,平均三位長者就有一位貧窮;而年老女性領取綜援的數字更遠多於男性(女性人數為 96,807 人;男性為 87,682 人)。然而香港的退休保障討論一直欠缺性別角度。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於 2014 年就香港狀況作出審議結論時(簡稱「CEDAW」,下同),便譴責政府沒有妥善處理婦女於工作上的工資不平等和所面對的年齡歧視,導致退休保障的性別不平等。

雖然政府近年在施政報告提及需加強性別主流化,審視政策及服務對性別平等所帶來的影響,但從強積金到現時的諮詢,退休保障卻完全忽視性別角度。家庭和社會結構轉變,加上人均壽命延長,政府如堅持退休保障只屬個人、家庭和社會責任,不但無法處理老人貧窮問題,反而深化性別定型和不平等。

個人:性別和勞動保障

現行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最重要的制度,建基於僱主和僱員的供款和投資回報。因此退休後實際能得到的保障,取決於投入勞動市場的時間、工資和對投資管理的認知。基於收入而釐訂的退休保障制度很容易構成性別和社會階級歧視,導致退休生活水平的差別。簡單說,投身低工資和不穩定的工作,將來亦需承受較差的退休生活。

1999 年,即強積金正式實行前一年,CEDAW用了很大篇幅表達對低收入婦女和較多女性投身不穩定工作的關注。可惜當時政府並沒有考慮建議;縱使不斷有反對聲音,次年卻仍如期推出強積金制度。

十數年後,兩性於就業市場的分別依然參差。根據政府 2014 年統計數字,本地女性月入中位數為港幣 11,000 元,遠較男性月入 15,000 元為低,其中從事月入少於 6,000 元兼職工作的女性,高達 16 萬人,較男性多出一倍。此外,沒從事經濟活動的女性有近 157 萬人,男性只為 90 萬。

由於低層次和兼職工作多為低工資及不穩定,所以較多女性從事這些工作,便意味着婦女較容易面臨失業,亦更需要社會福利的支援。由於現時的退休保障制度只看重工作的必要性,低工資與不穩定收入便嚴重限制了強積金供款和承受基金投資風險的能力,令婦女晚年生活得不到保障。

家庭:結構和崗位歧視

除個人儲備,世界銀行建議為退休保障「第四支柱」的家庭支援,亦被政府視為第二重要。然而,社會對家庭崗位仍存有很大的歧視。

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於 2005 年對香港的審議結論中,極度關注家庭主婦、殘疾人士和長者因未能供款而遭排除於強積金制度外的問題。在如今這個着重工資收入的退休保障制度下,家庭主婦擔任的家務工作並沒有得到社會認同為一種重要的勞動力,因此不受保障。這些無工作經驗或強積金保障的家庭主婦,便需要依賴配偶和子女供養其退休生活。

社會一方面不肯定家庭主婦的勞動力,令退休保障制度嚴重歧視家庭照顧者,讓婦女變成家庭和社會的依賴者。另一方面,香港家庭住戶人數下降,由 1971 年的平均  4.5  人下降至 2011 年的 2.9 人,故如以家庭作為長者照顧單位,便會變相加重配偶和子女的負擔。

家庭住戶人數下降亦表示香港整體勞動力下降。去年政府發表的人口政策報告顯示,勞動人口撫養長者比率,將由現時平均 4.7 對 1,降至 2041 年的 1.8 對 1。有見及此,報告建議加強對策,鼓勵年輕夫婦生育和婦女投入勞動市場,可惜對策未見成效。隨着女性的教育水平普遍提升,婦女就業率於過去十年上升 2.1% 至 2015 年的 50.8%,佔整體就業人數 44.5%。但在職婦女如想兼顧家庭崗位,依然困難重重。

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數字顯示,懷孕歧視仍是香港最嚴重的歧視之一。於 2014/15  年度根據《性別歧視條例》進行調查的 280  宗投訴之中,懷孕歧視佔 40% (104  宗),主要涉及婦女放產假後恢復上班即被解僱。然而現行法例無規定婦女有法定權利重返放產假前的崗位。2014 年 7 月至 10 月期間,平機會進行了「歧視條例檢討」的公眾諮詢,不少非政府組織和個人表示,婦女放完產假後常被調職,或以與放產假無關的藉口被解僱。

政府沒有落實進一步消除家庭崗位歧視的政策,令婦女於家庭和工作選擇之間陷入兩難局面,在現行的退休保障制度下更加得不到穩定保障。

社會:深化性別定型

退休保障制度的討論涉及社會人口結構,因此有關社會資源的分配模式、人口老化和對勞動人口的影響便成重要討論。社會整體出生率下降的責任,往往直接放到婦女身上,婦女生育與否和能否照顧家庭的決定變成一個社會問題。

社會一方面將建構社會的責任完全放諸於女性身上,但正如前述,另一方面卻沒有給予足夠支援和保障以鼓勵婦女生育——履行家庭崗位的婦女反而遭受歧視。整個退休保障討論中的社會責任,對女性的身體和經濟自主性有着重大影響。

CEDAW亦譴責政府,只訂立男性僱員 3 天侍產假和女性僱員 10 周產假,並不符合國際標準,令在職男女無法參與家庭照顧。因此,如退休保障討論只談及財政開支,欠缺性別角度,更漠視社會其他政策的連帶影響,不但影響女性發展,而且不同性別人士很容易被局限於傳統性別角色,自主性和家庭生活亦因此受到很大限制。

退休保障制度不只是對退休生活作經濟支援,而且是對個人、家庭和社會有着重要而長遠的影響。有性別的角度才能真正有效保障不同性別人士的需要,令每人有更大空間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模式,發展才能,社會亦因而能夠多方面發展起來。政府對釐訂一個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責無旁貸。

有很多國家已經了解到單靠收入為主的退休保障制度會造成嚴重性別歧視,因此會訂定有性別角度的政策。政府的角色不只是被動,而是更主動管理社會上不同社群的退休需要,如智利和玻利維亞,就對有生育過和照顧子女的婦女提供特殊退休支援,而南韓更為離婚的長者分別提供退休援助。這些措施,都是為解決退休前低收入婦女和家庭主婦不會因為沒足夠入息而無法安享晚年。

針對性別需要的退休保障政策,有助維持性別平等,且社會始終是多元,不同社群有着不同退休需要。因此國際社會早已主張一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才能有效率地回應社會不同需要,更能達致消除性別、殘疾和因領取種種退休援助所引致的標籤和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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