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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做特首/高官 =性別平等?女性主義者三。八對談:探討何謂具性別視野的領袖

整理、撰寫:Jacey Kan (新婦女協進會)

「我同梁先生(梁振英)分別很大,佢係男人,我係女人。」 

首場特首選舉論壇上,林鄭月娥這樣回應另一位候選人胡國興指她是「梁振英2.0」的形容。社會上亦有些聲音認為,現在不少女人當上高官,甚至有可能做特首,即代表兩性「已經非常平等」;然而,事實是否如此?更多女性參政是否代表性別平等的狀況有所改善?

觀看林鄭的政網:雖然她強調自己是「女人」,但是在她的參選政綱完全沒有提及為婦女爭取權益的部分;顯然,有女性的身體,不一定有性別的觸覺,為爭取性別平等發聲 (反之亦然,具性別視角的男性政治人物亦有不少)。這一方面,固然關乎候選人的性別敏感度;另一方面,現行的「小圈子選舉」制度,一般市民根本無從提名和投選心儀的候選人,候選人也無推動力聆聽小市民意見,了解不同性別市民的需要,也就更不利於性別議題進入候選人的政綱。

到底如何能將性別平等的議題帶入這場選戰之一?新婦女協進會安排了一場場談,邀得新婦女協進會主席馬穎兒、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副教授陳效能、深水埗區議員鄒穎恒,分析一下現行特首選舉制度如何不利性別議題發聲,以及現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的不足,以及在體制內推動性別平等的難度。

特首候選人政綱比拼:他們性別友善嗎?

一如前述,林鄭的政綱中未有提及婦女爭取權益的部份;而三位候選人當中,亦只有胡國興的有包含「婦女和兒童」的部分,不過,這份「性別政綱」又是否合格?首先讓我們先看一看胡國興政綱的相關部份:

  1. 委任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時,積極增加女性參與公職的機會
  2. 增撥資源予僱員再培訓局開辦更多適合女性的培訓課程,特別是讓婦女可彈性工作的崗位,如陪月員、家居服務、各種手藝的培訓等
  3. 增加幼兒照顧、課餘託管及社區保姆服務名額,並且延長服務時間
  4. 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保障婦女權益, 設立「家暴法庭」,提升前線執法人員及調解中心服務提供者的敏感度,並於全港醫療聯網設立性暴力受害人一站式危機中心
  5. 延長有薪產假至12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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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穎兒慨嘆絕大部份婦女被排除於「小圈子選舉」以外,其聲音不被聆聽。

新婦女協進會主席馬穎兒直言:「以上這些建議是絕對不足夠的。」不足夠的原因不單指篇幅,更重要的,是由於政綱缺乏對女性,以至所有性別的諮詢,未能點出上述施政真正要改善的地方。以第2項有關女性就業培訓為例,現時的問題徵結是,即使坊間亦有不少可供女性參加的培訓課程,但大部份課程的時間均不利於要照顧子女及家庭的婦女參加,課程亦未有提供相關托兒配套服務;而託兒(第3項)方面,除了增加各種託兒服務的名額,政府亦有必要審視它們的成效,例如現時託兒服務時間是否適合雙職家庭的需要、社區保姆的「服務津貼」(現時是18元至22元)是否過低而令服務提供者卻步,在職婦女是否真正受惠於社區保姆計劃,等等。但奈何,絕大部分婦女被排除於「小圈子選舉」以外。

沒有選票,就不用諮詢?

「現在的特首選舉絕對不是一個理想的選舉,大部分女性在選舉裡面沒有選票、根本不能發聲!」馬穎兒說,「絕對不是有女性候選人當選就可以了,因為這個選舉制度依然如舊。」現時的制度,候選人根本不需面向所有的市民,又能如何確保政策真正合乎市民需要,公帑用得其所?

政綱中的「性別」,欠了性小眾

此外,馬穎兒指出:「雖然胡官的政綱提出要提升前線執法人員及調節中心服務提供者的敏感度,但那是什麼『敏感度』?為何對於『性別』兩個字避而不談?」她解釋,婦女團體一直爭取的性別平等並非只是著眼於主流婦女,必須同時聆聽性小眾的聲音,包括同性戀者、跨性別人士、雙性人等因為性別認同或性取向不被主流認同的群體;然而,三位候選人的政綱顯然完全忽視了他們。「胡官不提『性別』兩個字,不知道在怕什麼。他說的『婦女』就是主流的婦女,提出的建議比較容易入口,譬如托兒、家暴。但我們說的性別平等、性別觀點主流化,其實還需要包括性小眾的聲音。」其中,她十分關心「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進展:「香港早已為《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種族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立法,但《性傾向歧視條例》呢?20年前已經有議員提出,但似乎至今仍未有任何進展。」[註1] 正如馬穎兒所言,政府對於性別主流化的理解一直限於二元結構,即男性和女性;但更可悲的是,即使是這個只包含狹窄的二元性別理解的「性別主流化」政策,與其他已發展地區相比,仍是遠遠落後。

政府「性別盲目」 婦委會問題多多

annie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副教授陳效能一直專注於性別研究,多年來活躍於本地性別平權運動。去年,她為平等機會婦女聯席[註2]做過一個名為《性別主流化在香港的實踐研究及檢討》的調查報告,檢視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在香港自 2001 年實行至今的情況[註3] -這是香港政府為了向聯合國「交功課」而推行的;1999年,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於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於香港的實行情況所發表的審議結論中就提出「(香港)沒有設立提高婦女地位的政府機構,負責預先擬訂男女平等的政策和長期戰略」(第37段);於是,政府於2001年就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以推動性別主流化。

性別主流化是指以「性別觀點」檢視所有範疇的法例、政策和計劃。「實際操作就是政府所有政策都要做『性別影響評估』,就是說我現在要推一個政策,那它會怎樣影響不同性別的人呢?這就是將性別觀點放入政策。」陳效能解釋。

政府推「性別主流化」,流於表面

不過陳效能的調查發現,政府十多年來推行性別主流化,做得很表面;當中的問題包括對官員的性別課題訓練不足、性別數據不足、資源不足。「政府根本不覺得『性別』是個重要的議題」,陳效能批評道。

十多年來,政府的性別主流化推動得有多差,簡直有目共睹。馬穎兒亦立刻舉例商場的設計很缺乏「性別觀點」,包括扶手電梯的玻璃、反光的商場地板容易令穿裙子的人士(大多是女性)走光。「如果有性別觀點的話,政府在設計這些商場,應該要想到女性的特別情況。」某些親政府政黨只是走出來呼籲女性「小心」就了事,將防止走光的責任推向女性身上;他們應該建議政府怎樣在設計公共場所的時候落實性別觀點。

陳效能又舉了另一個例子說明,不少社會問題均應以性別觀點檢視,如貧窮問題:「很多時候政府不了解一個草根階層女性的需要,譬如拿單程證來香港的婦女,她們很多時會陷入貧窮婦女的category(類別)。政府經常說增加婦女就業,但她們出去工作的時候需要什麼支援呢?我覺得並非純粹車船津貼,她就可以出去工作。她們可能有小朋友,但丈夫要上夜班,她怎能去上班呢?我們要仔細一點,用性別角度檢視這個問題,不是假設每個貧窮家庭都是同一個模式的。譬如新來港人士她們是主要做什麼工作?那些托兒服務是否方便他們使用?緊貼是否他們用得著?性別主流化並非僅是針對一些明顯地關乎女性的問題,其實一般的社會問題都需要性別角度才可以處理。」

陳效能亦指出,現時性別主流化的執行只是依靠「婦女事務委員會」(婦委會)執行;然而,婦委會一來只是一個隸屬勞工及福利局的諮詢架構,二來,這個架構的組成,亦存有很多問題:「我接觸過的委員都是很『有心的』,意思是他們都真誠地覺得自己在做幫香港婦女的事情,但問題是,很多委員都屬於『社會賢達』、專業人士,我個人覺得他們有點離地。他們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本身是有做婦女事務的工作的經驗。」陳亦指出,不少成功實踐性別主流化的地區,其相關政策是靠於社會不同層面從事過性別相關工作和研究、接觸過不同階層的婦女的人士所推動;「但你看婦委會,你想到的只有2、3個。」

不過,陳效能一再強調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政府怎樣放置『婦委會』在這個政府的架構中,十分有問題!因為現在婦委會在勞福局底下,不是一個獨立的團體,它沒有自己的資源、沒有power(權力)。所以在這樣的framing(架構)下,她是被綁手綁腳的。我猜很多本來有心做事的人進去當委員後,都會覺得自己的被綁手綁腳,他/她其實什麼都做不了!」

婦委會反成為政府冷待性別平等的藉口

陳效能總結道,這歸根究柢是政府不重視性別議題,以虛有其表的婦委會處理婦女事務來敷衍了事,企圖製造其有「致力推動性別平等」的假象。而深水埗區議員鄒穎恒也有同感,覺得政府不重視婦女事務:「女性議員多了,也有講性別議題,例如黃碧雲爭取增加男女廁格比例、我們區議員在地區設施爭取哺乳空間,但很多時我們只可以『講』!政府根本不著重我們這些性別的觀點和論述。政府的態度往往就是:『我已經有個婦委會啦,你仲想點?』」女性觀點被政府當局輕視的現象,大大妨礙了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

年輕女性參政壓力大 外型掩蓋實際能力

 

annie+zoe現年27歲的鄒穎恒是深水埗幸福選區的當選議員,未入行之前都一直關注社會和性別平等議題,觀察到社區存有的性別不平等;不過,即便如此,她在崗位的推動亦舉步為艱;除了如前所述,要面對一個「懶懶閒」的政府,當她回顧自當選以後的從政經歷時,她慨嘆雖然事實上不同性別的能力並無差異,但根深蒂固的性別定型(gender stereotypes)卻阻礙了女性在政治領域的發揮:「多了女性參政唔代表平等咗!」

「妹妹仔」所以壓不了場?

「參選之前討論過『落邊區』的問題,我說想做單棟唐樓,那時候的黨友跟我講:『你去唐樓啊?晚上經常要開法團會議,有一些更是『三不管』:沒法團、沒有管理公司、沒有街坊組織,你一條『𡃁妹』走入去,驚唔驚啊?法團開會涉及很多金錢的處理,那些世叔侄又會不會相信你呢?儘管你有很高的學歷,但因為你係『妹妹仔』(年輕女性),他們不會很相信你,因為『壓不了場』。」

社會強加於男女的二元對立的標籤-女性陰柔(feminine)、男性剛陽(masculine)-很不利於女性投入政治領域。政治領域以前多被男性主導,令此場域與陽性特質掛勾,例如剛強、理性、主動、競爭,社會對於女性的固有標籤阻礙了她們進入這個行業,因為她們一般被視為柔順、依賴、情緒化、被動;但其實這種二元分割的性別定型不但將我們對人的理解平面化(planarization),更甚的是,它們成為了枷鎖,限制了他們的發揮、甚至添加了他們的壓力。「他們覺得女仔『親和力』高一點,但女孩是否必然的親和力高呢?我會質疑。就我自己而言,有時我真的很累,但就算我心情多不好,一旦有街坊找自己就要chok(意為故意擺出某些模樣)個開心樣。」

性別定型限制兩性的選擇

本身是社工的馬穎兒深深感受到傳統的的性別分工大大限制了人們的發展機會,在她接觸的個案中不乏被此影響的夫婦。「我接觸過一個父親,他是很想留在家照顧小孩,但是承受不了社會對他的標籤-他怕人家說家留在家湊仔、不工作是『食軟飯』。他說話不伶俐,但去了當銷售員,但事實是他很喜歡湊仔;而他太太的工作能力比他強,口才很了得,卻被迫留在家湊仔,結果患了產後抑鬱。」鄒穎恒亦有一名女性朋友曾經想出選立法會,但被她的同路人攔截,其中一個最難聽的理由就是:「你連小朋友都未湊得好,返屋企湊仔啦」。

除了每天要頑強對抗社會對女性的標籤以外,女性參政也要面對社會對其「外形」的過度關注所帶來的壓力。從頭髮到衣著,女性的外貌和打扮往往比男性的獲得更多注視,自游蕙禎擔任立法會議員以來,她的衣著每天進駐新聞版面。鄒穎恒慨嘆:「無論是剪個短頭髮、或留長頭髮,都總有人講。如果化妝上班,人家就揶揄『你回來選美嗎』;不化妝呢,就揶揄『你咁hea』。這都是經常出現的。」社會對女參選人的外貌的注意有時甚至蓋過了參政理念、工作能力。

女性參政的機會雖然多了,女性擔當高職位公職的現象也普遍了,但魔鬼總是在細節,那些日常對話、人際往來常常夾雜著性別定型的看法,為參政的女性帶來挑戰。正如陳效能所指:其實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就是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性別』去框住他/她。爭取性別平等就是減低性別定型對人的枷鎖。而「性別主流化」的實踐就是防止施政者將其的性別偏見(gender bias)投射在政策上,令政策不利於某一性別。

我們希望,無論下一位特首是男性還是女性,期望他或她,都可以帶領新一屆政府真正落實「性別主流化」,創造一個對不同性別人士都友善的社會 -不過,或許在這之前,我們還應該有個真正能容讓公民提名的真普選,這樣特首和高官才能有誘因真正聆聽市民聲音,了解不同性別的需要,以真正落實性別平等。

====註釋====

  • [註1]「性傾向歧視條例」訂立法例的原意是要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避免因不同性傾向而受不合理的歧視和差別對待。自1990年代以來,社會一直熱烈討論並要求政府立法,但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沒有積極計劃就此條例立法進行諮詢
  • [註2]平等機會婦女聯席由10個不同的基層婦女團體組成,包括姐姐仔會、青鳥、香港女障協進會、香港婦女中心協會、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香港職工會聯盟婦女事務委員會、新婦女協進會、群福婦女權益會、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 [註3]《性別主流化在香港的實踐研究及檢討》詳細報告見此: https://excel3women.files.wordpress.com/2017/01/gmreportjan17_final_on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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