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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在１９９６年引入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ＣＥＤＡＷ），並在２００１年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簡稱婦委會），成為推動性別主流化及性別預算的主要機制。可是，婦委會沒有足夠的權力和資源，實際性質近諮詢架構，難以影響政府政策。同時，婦委會委員任命準則不透明，委員中缺乏性別課題專家，亦未能包括不同處境的婦女代表。 至今，香港政府在性別預算方面仍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香港政府即使在２０１５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全面落實性別主流化，但沒有清晰的計劃或增加撥款，在分配和運用公共財政上依然欠缺性別角度。 [...]

澳洲聯邦政府是第一個推行性別預算的國家，早在１９８５年已開始在中央及地方層面實行性別預算工作。而英國與瑞典都陸續在１９９５年推行性別預算。 到了二十一世紀，由於聯合國婦女基金、大英國協秘書處及北歐部長理事會的積極推動，在２００６年時，已有六十多個國家實行性別預算機制，包括加拿大、挪威、南非、烏干達等地。當中，瑞典及挪威政府的財政預算案會包含一份性別預算的附件，附件詳列財政資源及政策分配對不同性別的影響。 [...]

「性別預算」是其中一種實行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簡稱GM）的方式。 GM是指政在落實政策前，需要評估政策在各領域和層次，可能對男女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即「性別統計數據」、「性別分析」及「性別影響評估」)，然後調配資源(即「性別預算」——例如︰增撥人手加快立法、開展專案、增撥資源給特定服務範疇），使兩性的受惠程度盡量一致，以達致性別平等。 [...]

如果你是目擊者，你可以… 走上前詢問引起眾人的注意安撫受害者協助舉報有需要時作證 [...]

僱主轉承責任是指，如果僱主未有提供足夠的預防性騷擾措施，僱員作出的性騷擾行為則形同僱由主作出，僱主須為此等行為負上法律責任。除非僱主已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take reasonably practicable steps）去防止此等性騷擾行為，才可提出免責辯護。 [...]

性騷擾可以對事主造成嚴重精神損傷。以往的個案顯示，受害者會感到憤怒﹑被羞辱﹑恐懼﹑失眠﹑身體不適﹑自尊受挫﹑責怪自己﹑害怕上班﹑影響工作及團隊合作等， 嚴重的甚至會引發抑鬱症及有自殺傾向。 學校﹑企業﹑機構及社團有責任制訂防止性騷擾政策，以保障學生/員工/社員/義工免受性騷擾，及即使遇到性騷擾時亦有合理的申訴途徑。 [...]

現時香港的《性別歧視條例》保障範圍包括：僱傭（包括共同工作場所—如外判員工與正式員工)；教育；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房產的處置和管理；諮詢團體的投票資格及被選入或委入該等團體；會社的活動；以及政府的活動。 [...]

性騷擾的行為是由《性別歧視條例》所規管。 根據條例，任何性別向他人（包括異性或同性）作出 不受歡迎 （unwelcome） 並涉及性的行徑（conduct of a sexual nature） ，則構成性騷擾。 當中須衡量主觀及客觀標準。主觀標準——如事主是否感到被冒犯、侮辱、威嚇；客觀標準——他人合理地預期當事人的感受。 須注意的是，歧視或騷擾的「意圖」並不是考慮有否違法的因素。沒有意圖而作出涉及性的行徑，例如開玩笑或是無心之失， 也可構成涉及《性別歧視條例》的違法行為。 [...]

香港政府對照顧者的支援不足。雖然曾透過關愛基金向低收入的長者及傷健人士的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但亦只是短期措施，未能長遠地舒緩照顧者的經濟壓力，例如：落實對長時間從事照顧工作的照顧者提供長期津貼。 在2021年6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立法會就「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議案的發言中，提及因香港土地及人力資料有限，而選擇在廣東省提供安老院服務，未能切實地解決本土資助安老院輪候時間過長的問題（平均須輪候近兩年）。此外，在各區設立專門為照顧者提供支援或培訓服務的中心建議亦被局長否定，而只提議在原有的社區中心上增加資源。 [...]

照顧者是無酬的勞工，經常被其他家庭成員及社會輕視她們每日辛勞的付出。 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影響，女性被社會期望承擔起照顧工作。不論她們是否已有全職工作，下班後仍然須要照顧家人，甚至會以她能否將家人照顧妥當，來衡量她的成就與價值。而其他家庭成員往往會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甚少會主動分擔照顧者的責任。 [...]

在香港，大部份的全職料理家務者是女性。按2018年的統計數字顯示，有近62萬女性是全職的家庭照顧者，每十位全職料理家務者中，最少有九名都是女性。上述數字尚未包括已有工作但下班後仍需承擔照顧家庭責任的照顧者，同樣是女性佔大多數。 政府現時仍未有針對照顧者的專門統計，暫時只能參考散落在各報告的數字。 [...]

以婦進為例，早在1987年，已出版Women and Media Report，正是引入上述分析，關注媒體中性別定型。 在1991年至1994年，則每年舉辦「十大歧視女性廣告選舉」成為婦女團體爭取兩性平等、打破性別迷思的公眾教育運動。 在1994年，由「一群反對選美的年青人」出版了名為「不要選美」的刊物，亦展開了對選美制度物化女性、媒體崇尚單一美態的批判。 到了九十年代後期，受到學術思潮的影響，婦女運動對流行文化的解讀慢慢趨向微觀，透過訪問及分析觀眾的觀影經驗，將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個人(觀眾)對媒體的解讀及詮釋、與及如何透過自己對媒體的詮釋，在日常生活中突破某些性別刻板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