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的行為是由《性別歧視條例》所規管。 根據條例，任何性別向他人（包括異性或同性）作出 不受歡迎 （unwelcome） 並涉及性的行徑（conduct of a sexual nature） ，則構成性騷擾。 當中須衡量主觀及客觀標準。主觀標準——如事主是否感到被冒犯、侮辱、威嚇；客觀標準——他人合理地預期當事人的感受。 須注意的是，歧視或騷擾的「意圖」並不是考慮有否違法的因素。沒有意圖而作出涉及性的行徑，例如開玩笑或是無心之失， 也可構成涉及《性別歧視條例》的違法行為。 [...]

香港政府對照顧者的支援不足。雖然曾透過關愛基金向低收入的長者及傷健人士的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但亦只是短期措施，未能長遠地舒緩照顧者的經濟壓力，例如：落實對長時間從事照顧工作的照顧者提供長期津貼。 在2021年6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在立法會就「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議案的發言中，提及因香港土地及人力資料有限，而選擇在廣東省提供安老院服務，未能切實地解決本土資助安老院輪候時間過長的問題（平均須輪候近兩年）。此外，在各區設立專門為照顧者提供支援或培訓服務的中心建議亦被局長否定，而只提議在原有的社區中心上增加資源。 [...]

照顧者是無酬的勞工，經常被其他家庭成員及社會輕視她們每日辛勞的付出。 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影響，女性被社會期望承擔起照顧工作。不論她們是否已有全職工作，下班後仍然須要照顧家人，甚至會以她能否將家人照顧妥當，來衡量她的成就與價值。而其他家庭成員往往會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甚少會主動分擔照顧者的責任。 [...]

在香港，大部份的全職料理家務者是女性。按2018年的統計數字顯示，有近62萬女性是全職的家庭照顧者，每十位全職料理家務者中，最少有九名都是女性。上述數字尚未包括已有工作但下班後仍需承擔照顧家庭責任的照顧者，同樣是女性佔大多數。 政府現時仍未有針對照顧者的專門統計，暫時只能參考散落在各報告的數字。 [...]

以婦進為例，早在1987年，已出版Women and Media Report，正是引入上述分析，關注媒體中性別定型。 在1991年至1994年，則每年舉辦「十大歧視女性廣告選舉」成為婦女團體爭取兩性平等、打破性別迷思的公眾教育運動。 在1994年，由「一群反對選美的年青人」出版了名為「不要選美」的刊物，亦展開了對選美制度物化女性、媒體崇尚單一美態的批判。 到了九十年代後期，受到學術思潮的影響，婦女運動對流行文化的解讀慢慢趨向微觀，透過訪問及分析觀眾的觀影經驗，將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個人(觀眾)對媒體的解讀及詮釋、與及如何透過自己對媒體的詮釋，在日常生活中突破某些性別刻板印象。 [...]

流行文化與女性研究，起源於70年代的英美電影理論，並受到當時的女性主義理論所啟發。從歷史及社會學角度，檢視主流電影如何描述女性形象，指出電影中的女性形象是社會性別刻板印象的產物，與現實女性的生活經驗相距甚遠。 在早期關於流行文化與女性的理論中， 探討的主題集中在媒體如何呈現女性的性別刻板印象並物化女性。 這些理論指出，媒體在呈現女性時，多集中描繪女性的性別特徵，如「玲瓏浮凸」、「白皙透亮」、 「巨躉」、「虎背熊腰」、「筷子腿」；或者強調女性的家庭崗位及與家中男性成員的依附關係，例如︰賢妻、蕩婦、慈母、無知少女等等。 批判主流傳媒如何塑造單一「美」的標準、以外貌定義女性的價值， 並邊緣化或醜化其他「非標準」的女性形象。 [...]

瑞典及荷蘭等地的性教育的方針均較為開放及全面，為學生對性方面傳授適合的知識和技能，令學生們有能力作明智的選擇，而非提倡禁慾主義。 瑞典性教育課程內容全面，包括身體結構、多元性別、身體自主權、安全性行為、避孕、性病、性慾與自慰等內容。 [...]

據家庭計劃指導會在2013年提及現時在香港進行性教育工作的困難，在於...... 香港學校的性教育過於重視生理議題的討論，對性別平等的敏感度低，常以男性觀點來詮釋性教育內涵，過於強調性的責任與道德規範，而忽略檢視社會文化加諸於兩性身上不平等的情慾要求和處理方式，令男女的成長經驗和承受的壓力很不同，結果，雙方都不能發展出自然及符合人性的性觀念及態度。 由於教統局多年來未有正視性教育課程， 香港青少年的性知識正在日益倒退中。 [...]

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的《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提出性教育是指...... 教導孩子關於生殖與疾病等的知識，令孩子認識及保護自己身體 包涵人權、性別平等、性別刻板印象等重要的概念，讓孩子尊重不同性別、性傾向、性氣質及性表達的差異 性教育應與時並進，並以參與式教學法讓孩童積極參與 在香港，由於在家庭成員間進行性教育的風氣並不普及，因此進行性教育的重擔往往需要由學校肩負，但香港教育局自從於2018年將《學校性教育指引》下架後，仍未就學校性教育該如何推行發出任何指引，因此目前中小學對於性教育應如何教授，仍沒有統一的做法。 [...]

在近十年，女性的教育程度逐漸提升，修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的學生中，女性較男性多。 2019年的男性與女性的比率分別是46.8％及53.2％。當中，副學位課程、學士學位課程、研究院修課課程的修讀生都是以女性為多數，只有研究院研究課程的男性修讀生是較女性的多。 [...]

1978年，香港政府實行九年免費教育。 由那年起，適齡學童不分性別均可接受由小一至中三的免費教育，鼓勵了不少家長把子女送往學校，男女的就讀率及教育程度逐漸提升。在此之前，不少家庭受傳統觀念影響，認為女性毋須讀太多書，日後只需嫁個可靠丈夫便可以。加上當時大家庭相當普遍，生活環境不佳，父母要養育眾多子女，而承受沉重的經濟壓力。因此，不少女孩未完成小學教育便進入職場，即使能完成學業，亦甚少選擇繼續升學，而是盡快找工作，增加家庭收入。 [...]

香港的女性勞工在未婚時的收入差距與男性並不算大，但當她們組織家庭及生育之後，因性別而出現的就業差距便顯現出來。 不少女性在結婚生子後，因為家庭內的性別分工，而承擔了大部份家務勞動及照顧責任，往往放棄婚前努力打拼的事業，而當子女長大了，這些女性有意重返職場時，卻因就業經驗的斷裂，往往只能轉往技術要求較低、同時待遇亦較差的工種，例如清潔、保安等工作，成為基層勞工。 [...]

香港的長工時文化，令育有幼兒的僱員難以兼顧工作與家庭。 1995年生效的《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亦禁止僱主因為僱員須要照顧幼兒或其他家庭成員而解僱僱員。 但拒絕超時工作（俗稱OT）的員工，往往會遭到上司及同事的排擠或冷言冷語、難以升遷，或者投閒置散，最後更被僱主以遣散或裁員為理由而解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