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 補充性別操演

性別操演概念自1990年提出自今，已有35年的歷史，當中有不少學者就此作出批評，並加以補充。部分學者認為認為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的性別操演理論，根植於西方、城市、中產、白人女性的背景，未能充分考慮種族、階級、性取向、殖民歷史等交織因素，對性別的影響。

印度裔學者 蓋亞特里·戈皮納斯 (Gayatri Gopinath) 在其著作 Impossible Desires: Queer Diasporas and South Asian Public Cultures (2005) 中，探討南亞女性與性少數 (如女同志、變性者、酷兒穆斯林等) ，如何在族裔、家庭與文化規範下，進行一種介於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性別與慾望的表演。他們不總是以西方酷兒文化中，那種明確、戲劇性的「錯置」來顯現自身的性別，而是以較模糊的方式呈現。

在忠於家族、性別順從與集體倫理的社會中，「不顯現」本身已是一種文化抵抗的形式。與西方性別／酷兒理論中鼓吹的「出櫃＝自由」或「錯置＝解放」不同，戈皮納斯強調，酷兒主體的能動性，往往表現在模糊、轉喻、沉默或策略性遮蔽之中。這種介於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性別與慾望表演，並非屈從於規範，而是對家庭、宗教與國家權力微妙的回應與協商，有時不說出、不明示，反而讓主體得以在制度壓力之下，持續生存、維持關係，甚至挑戰既有的規範。

在華人社會中，家庭倫理形塑了性別與情慾的表達。個體往往不是透過直接對抗，來實現性別錯置或展現慾望，而是藉由「不說破」的沉默策略，來維持家庭和諧，也保留了自己認同的空間。例如同志深思熟慮後，選擇不向家人出櫃。沉默不應被視為單純的壓抑或自我否定，而是一種能動性的實踐，讓個體在家庭內部得以生存、表達與維持其性別主體性，呈現西方性別理論中「可見即正義」以外的可能。